【摘要】任何发达国家即使再富裕，政府掌控的资源也是有限的，也无法把社会全体老龄人群都‘’养‘’起来。因此只能把有限的资源用在最需要提供保障的人群上。所以面对健康老龄化的世纪挑战，有必要基于“养老的关键是保障，服务的核心是照护”的理念，来制定我国的长期照护保障政策和实施路径。
 
　　上个世纪90年代，欧洲和美国以及日本等发达国家相继进入老龄社会。伴随老龄化出现的少子化带来的社会劳动人口减少，使得社会养老金入不敷出；长期带病生存老年人群的日益增加、医疗服务需求迅速上升，使得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医疗保险血上加霜；由于衰老和虚弱以及疾病带来的失去ADL/IADL（编者按：ADL，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在康复医学中指日常生活能力，反应了人们在家庭（或医疗机构内）和在社区中最基本的能力，因而在康复医学中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内容。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是指人们在社区中独立生活所需的关键性的较高级的技能 ，如家务杂事、炊事、采购、骑车或驾车、处理个人事务等，大多需借助工具进行。）的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群越来越多，长期照护成为老龄社会的必备保障体系。
　　因此，应对老龄化挑战必须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即建立由养老保险金支撑的生活保障、以医疗保险支撑的医疗保障，以及照护保险支撑的长期照护保障。
　　欧美日本等老龄化先行国家，无不把建立这三大保障体系，作为应对老龄化挑战和支撑老龄化的社会安全保障。由此可见，任何社会缺乏了这些保障，就无法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以及老有所依。
　　近些年来，随着失能、半失能、认知症以及高龄老年人群的增多，长期照护体系建设成为各国政府施政的重点。日本在2000年、韩国在2008年，相继实施长期照护保险法。中国台湾地区2015年也通过了长期照护服务法，预计在今后几年内，也将通照护保险法。
　　因此，2015年WHO（世界卫生组织）《关于老龄化与健康的全球报告》中，构建提供长期照护系统的章节中指出，“在目前21世纪，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负担得起缺乏综合性系统的长期照护的后果。这一系统的主旨，应当是针对功能发挥已丧失或有严重丧失风险的老年人，维护其功能发挥(的最大化），这种照护应确保尊重老年人的基本权利、自由与尊严（为基础）。这就要求对老年人获得正常生活和尊重的权利予以重视。”
　　2016年5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形势和对策”的政治局学习会上强调，“要建立老年人状况统计调查和发布制度、相关保险和福利及救助相衔接的长期照护保障制度、老年人监护制度……。”
　　伴随着21世纪的到来，我国在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的状态下，也急速地进入了老龄社会。现有的老年保障体系中，除了老年生活保障较为完善外，老年医疗保障还需完善，而长期照护保障还有待于建设。我国的未备先老，除了制度建设以外，还特别体现在学术理论研究、制度设计以及法律规法方面的不完善。
　　由于决策者极不重视概念的定义，老年人口统计口径的年龄，都与WHO及发达国家的65岁不同，模糊的定义为60岁，使得社会养老床位数等老龄事业规划和落地实施都无从着手，误导了企业的投资决策，浪费大量社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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