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的“文”也是一种创作。读者读巴金译的屠格涅夫，读傅雷译的巴尔扎克，读者就以为屠格涅夫和巴尔扎克就是那么写的。就像看译制电影的人以为剧中人就是那么讲中国话。所以，译文不单在内容上影响着读者，并可以或多或少地影响一代的文体、文风。鲁迅《朝花夕拾•琐记》就说到他在南京念书时，“一有闲空，就照例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按时间说，那是《天演论》刚译过来不久。鲁迅晚年在《关于翻译的通信》里又说过当年情景：“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论》，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晃脑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觉其头晕。”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文笔就一定会受到严复的影响。现在读鲁迅《坟》里《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我们就能感到这一点。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里，叙及鲁迅在日本仙台读书时，因天寒，每日以沐浴取暖。其文曰：“而仙台浴堂的构造，男女之分，只隔着一道矮的木壁。（鲁迅）信中有云：‘同学阳狂，或登高而窥裸女。’自注：‘昨夜读《天演论》，故有此神来之笔’。”可见鲁迅一直爱读严氏此作，从南京读到日本，也受到相当的影响，这影响达到他的文体上。这就是很深刻的了。

　　在当代作家里，我以为英年早逝的王小波把译文的影响力估计到最高度。他在《我的师承》和《我对小说的看法》两文中说过这样的话，都是关于译文对他的影响。一是说到查良铮译的《青铜骑士》：“我爱你，彼得建造的大城/我爱你庄严、匀称的面容/涅瓦河的流水多么庄严/大理石平铺在它的两岸……”他说，“那一年我十五岁，就懂得了什么样的文字才能叫好”。“到了将近四十岁时，我读到了王道乾先生译的《情人》又知道了小说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文字境界。道乾先生曾是诗人，后来作了翻译家，文字功夫炉火纯青。他一生坎坷，晚年的译笔沉痛之至。请听听开头一段：‘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合的大厅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说：我认识你，我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很美……’”。王小波总结说：“查先生和王先生对我的帮助，比中国近代一切著作家对我帮助的总和还要大。现代文学的其他知识，可以很容易地学到。但假如没有像查先生和王先生这样的人，最好的中国文学语言就无处去学。”他在这种情况下提到的还有傅雷、汝龙的译笔。而且，他认为王道乾对杜拉斯的翻译最好，但杜拉斯的小说也不是每一篇都像《情人》一样好。不单王小波有这种看法，还有一位作家孙甘露，他的《时光流转》（文汇报•笔会版2005•8•9）是为介绍《杜拉斯作品系列》而作，谈到王道乾先生译文，说：“是一个文体的奇观”。这里就提到“文体”。他说，“如果杜拉斯能够运用中文写作，未见得能把《情人》中文版写得比王道乾先生翻译的更好。”顺便说一下，我读王小波的小说《黄金时代》，就觉出那与王道乾译的《情人》文体略有相近之处。《黄金时代》是王小波自己最满意的小说。近来报载，学者林贤治编选五四以来的有影响的作品，在乡村记忆这类小说里选取三部：鲁迅的《故乡》、沈从文的《边城》和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就是这件事，使我想起写此小文，请读者在读翻译小说时，不但读故事、人物，也注意译文的文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