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双亲》是一本特殊的亲情回忆之书。书中收录了乐黛云、钱理群、北岛、林贤治、阿城等近30位文化名人、学者、作家追忆双亲的文章。书中不只有对亲人温情的回忆，也有罕见的“揭短”。这些从亲人角度对历史事实的追忆，其实是对老一辈人心路历程的剖析，也是对他们在特殊历史背景下正义与懦弱、良知和担当的追问。

　　《追忆双亲》所回忆的双亲不仅仅是父母，也有公公和婆婆，这在民间的伦理里同样被视为双亲。这些作者在回忆中，不仅怀念双亲的恩情，礼赞双亲的美德，而且偏重于展示亲情的坎坷，站在历史的高度，重新审视那一代人的痛楚和无奈。

　　那一代人的伤痕

　　《追忆双亲》所涉及的人物除法学家蔡定剑外，其余都出生于晚清或民国时期。尽管他们的出身、学识、品性不同，但都经历过特殊年代，留有那一代人的伤痕。

　　无论历史怎么前进，总绕不开“反右”、“文革”等历史事件和那段特殊年代的亲情，正如丁东在序言中说道：“对于国人来说，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又经历了几多血与火的洗礼！政治冲击了亲情，斗争考验着人伦，多少悲欢离合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反复上演……”这些双亲在时代的漩涡里，如同一枚枚棋子散落于人间，或洁身自好，或随波逐流。

　　在那样特殊的年代里，我们且不说汤用彤、周一良、章乃器等知识分子遭到怎样的批判，即便像于昌节、林举萌、徐干生等普通百姓也难逃不幸的遭遇。于建嵘的父亲于昌节出生于一个贫苦人家，年轻的时候参加过游击队，可到后来，他依然挨了批斗，还被下放到车间劳动改造。徐贲的父亲徐干生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但他仍旧被卷入了时代的“潮流”中，过着一种劳动改造、交代、认罪、揭发和检讨的生活。

　　不但如此，复杂的人性在那个时代里显得特别清晰。北岛的父亲赵济年在1957年的时候，定期向在民进中央挂名当宣传部长的谢冰心汇报工作。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赵济年还担负暗中把他与谢冰心的谈话内容记录下来交给组织的任务。无独有偶，周启博的父亲周一良在1955的时候，对他尊敬的师长胡适进行了猛烈批判，他因此获得了提升重用，从此疏远了身边的人。周启博这样回忆说：“父亲在50、60年代‘改造思想’得法……数次被派出国。”李南央笔下的母亲范元甄曾伤害过别人，却至死都没有些许歉疚之意。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可见这些双亲在特殊年代里也压抑了人性中善的一面，甘愿做一个“犬儒”或“品格低劣者”。

　　诚然，他们的身心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自觉或不自觉地丧失了独立的品格，其中同样有深层次的原因。周启博在反思他的父亲周一良未能坚守独立人格时说：“在中国文化中抽象的价值高于具体的个人人权，于是衍生出把抽象价值推崇到极端的各种‘古训’……”比如传统文化中的“君臣”关系业已深入骨髓，使得他们在强大的时代漩涡中，宁愿舍“玉碎”而求“瓦全”。这也是国人的通病。

　　一言难尽的亲情

　　每个时代都有亲情，不同的是在特殊年代里，亲情变得特别坎坷和稀有。原本温情脉脉的亲人关系，终究变得陌生和冰冷。在钱理群看来，其父钱天鹤带给他的不仅是伤痛的记忆，更是难以言喻的梦魇。1948年的冬天，钱天鹤带儿子在南京中山东路一家小吃店里吃汤圆。此后，钱天鹤去了台湾，担任台湾农业复兴委员会农业组组长，留给钱理群的是一张照片。由于这一复杂关系，1953年，刚满14岁的钱理群被拒绝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因为他逃脱不了“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革命逻辑。在安顺教书期间，钱理群遭到了批判，他亲手将自己父亲的照片付之一炬。后来他不无悲痛地说：“我亲手点燃的火，一点一点地吞噬了我的父亲，他的沉思、微笑，连同他对我的全部爱和期待……我仿佛又听到了早已埋葬在童年记忆里的父亲的那一声叹息……”

　　老鬼的母亲杨沫是位著名的作家，她对孩子有过伤害。杨沫和丈夫对孩子的教育甚为严格，有一次还毒打孩子。1976年初，杨沫发现老鬼在写《血色黄昏》，内心极度恐慌，唆使丈夫偷走了孩子的书稿，还声明与孩子断绝一切关系。老鬼到北大后，其母杨沫因与他有思想冲突，再次断绝了亲子关系。李南央的母亲范元甄也与孩子断绝过关系，直到1999年还这样污蔑孩子：“李南央现在是靠无孔不入的钻营手法在美国混，不择手段利用任何可利用的关系达到她各种大小目的。”邢小群的父亲邢野“很少露出笑容”，他从没关心过孩子的事情，还对孩子们动辄殴打。这些都是典型的特殊年代亲情，这些人打着理想主义的旗号，纷纷投身于“上纲上线”的洪流之中，伦理亲情都变得脆弱和飘零，这是一种扭曲的亲情，

　　当然，我们依然能在书中看到一些流淌着温暖和爱意的亲情。马懋如的婆婆是一位勤劳的农村妇女，她虽然没有文化，但善良而明事理，她担负起养育孩子的重责，亲手为孩子缝制棉衣、棉裤，还曾和孩子们共度了三年困难时期，也走上了“五七”道路，一生任劳任怨。野夫笔下的母亲成克兰在“反右”运动中被戴上右派的高帽，接受工人监督改造。不幸的是，她的丈夫又被打倒，她用微薄的工资维持全家的生活。作家阿城的父亲十分宽厚，阿城18岁那年，其父钟惦棐专门对孩子说：咱们现在是朋友了。这样的亲情的确令人赞赏，因为它散发着人性中的善良。

　　悲剧人生总伴随着痛苦，读着泣血的亲情故事，我们依然会发现这样的秘密：时代的残酷性并没有完全泯灭人性的光辉，那些依靠良知保存的亲情永远值得人们怀念和学习。

　　他们为后人留下了什么

　　这些作者的双亲已经远去，他们会给后人留下什么呢？这不但是作者在思考的问题，也是每一个读者都应该反思的问题。

　　不可否认，他们曾留给后人很多精神遗产。他们大都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像汤用彤、章乃器、梁漱溟等便是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既有敦厚、儒雅、正直的一面，也有秉持正义、自由、独立的一面。乐黛云的公公汤用彤是一位宽容温厚的学者。当年乐黛云与其长子汤一介办了一个“反传统”的婚礼，汤老先生和夫人笑眯眯地看着众人嬉闹。同时，他又是一个耿直而不计较名位的人。1954年，汤用彤参加批判胡适会议，对他的打击非常大。当晚，他神情木然地回到家。此时，汤用彤显得特别木讷，但传统的力量一直扎根在他的心中。

　　章乃器则是另一种类型的学者。据章立凡回忆，其父一直主张独立思考。早在“反右”运动中，章乃器不顾生命安危，伏案写提案。1960年，章乃器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对大跃进提出了书面质疑。随后，他受到了批判，但他并没有放弃独立思考，依然对国家经济建设、政治运动、民主法治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诗人郭小川因为坚守自己的创作底线，被划为右派。其子郭小林这样回忆说：“父亲对这种毫无自尊的奴性人格表示了极大的蔑视。并以牺牲身体健康为代价保全了自己的独立人格。”他们的特立独行同样赢得了后人的尊重。

　　在经历特殊年代之后，有不少知识分子都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反思。比较有代表性是周一良和韦君宜。上世纪80年代末，周一良开始动笔回忆前半生，对自己在特殊年代的行为进行了剖析和反思，结集为《毕竟是书生》出版。韦君宜从1976年便开始写《思痛录》，回忆了自己在特殊年代的遭遇和反思。周启博最后总结说：“希望几十年内中国新一代历史学人也能有类似的研究成果问世，非如此难以提高民族素质和防止下一次灾难。”可见，反思是十分可贵的，反思是一个人走向新生的希望，同样会给整个民族带来曙光。

　　在那样的时代里，我们不能忘却徐干生的魄力，他自称为“犬儒”，却用笔记录了当年发生的一切，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研究资料，实在是一个令人敬佩的人。蔡克蒙笔下的父亲蔡定剑是一位有良知的学者，早年的坎坷经历使他明白了遭遇不公平待遇的痛苦，也使他毅然走上了反歧视的道路。2009年9月7日，蔡定剑在送孩子去法国留学时，说：“克蒙，你要记得，知识分子要有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你要有毅力，要细心。”

　　卡内蒂说：“写作是焦虑和抗拒的产物。”我想，他们留给后人的这种精神遗产，无疑是我们做人的精神资源。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儒雅宽厚的品性，以及正义、独立、自由、博爱的精神。